全球金融体系仍存在多重风险 周小川再次撰文提醒防范并称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已初见成效

　　 央行行长周小川今日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变宏观和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表示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已初见成效,一些先行指标有回暖迹象,经济增速过快下滑的局面基本得到遏制。
　　 周小川说，去年四季度以来，针对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对中国经济负面影响日益加重的情况，中国政府反应迅速，果断提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提出“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工作要求，迅速研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提出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启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加大对企业政策扶持力度；加大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着力促进就业，改善民生，加大支农惠农力度，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推进增值税转型、成品油税费和医药卫生体制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等五大措施，中国可望削减对外部需求的过度依赖，并通过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力量。他指出，总体来看，宏观调控政策已初见成效。
　　 周小川还评论了金融体系中的一些顺周期性因素、可能采取的补救措施以及货币和财政当局在严重市场危机下如何发挥专业作用。指出为了稳定严峻危机下的市场熏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必须迅速行动熏采取非常规措施。即使采取了强有力的正确措施熏但应对不及时或延误的行动滞后于事态的发展熏将会降低措施的效果。
　　 周小川指出，全球金融体系在投资决策和风险管理时高度依赖外部信用评级，从而产生了显著的顺周期性特征。使用评级结果的机构（资产管理公司、金融服务企业等）应该最终对其客户和股东负责，对风险做出独立判断，而不是光把风险评估职能外包给评级机构。
　　 周小川说，信用评级业由少数几家大型机构主导，它们几乎提供了全部重要的评级服务。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具体评级相关性较高，它们叠加在一起产生了强大的周期性力量。经济繁荣促使乐观情绪产生，经济衰退则导致悲观。众多市场参与者使用三大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并作为业务操作和内部考核的标尺，在机构层面产生大量的“羊群行为”。此外，由发行人付费的评级机构的经营模式使评级过程存在很多利益冲突（发行人还给评级机构支付产品结构设计方面的咨询费用，从而产生更多的问题）。与抵押贷款相关的结构性产品的评级模型也存在不少缺陷，在本轮由次贷问题引发的危机中，评级机构曾给予很多次贷类产品较高的评级，后来又在短期内大幅降低其评级导致金融机构大规模减计资产。
　　 从评级的使用者方面看，道德风险问题长期存在。在全球范围内，很多规定都要求投资管理决定和风险管理做法要确保金融产品达到主要评级机构给出的一定水平的评级。这样做使得从业人员可以搭外部评级的顺风车，只要金融产品满足了门槛评级标准就无需担心其内在风险了。长此以往，金融业习惯了这种做法，非常依赖于外部评级并为此感到自满。有些市场参与者似乎已经忘了，评级不过是以历史经验为基础得出的违约概率的指标，它永远不能成为未来的保证。与感到自满一同滋生的还有投资经理产生惰性和马虎态度，不去质疑投资组合中投资产品的内在风险。一旦问题发生，就像此次危机一样，指责的矛头都指向了评级机构。使用评级结果的机构（资产管理公司、金融服务企业等）应该最终对其客户和股东负责，应对风险做出独立判断，而不是光把风险评估职能外包给评级机构。在必须使用外部评级时，还要进行内部独立判断并以此作为外部评级的补充。
　　 事实上，上述问题相当严重。监管者应鼓励金融机构提高内部评级能力，减小对外部评级的依赖。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需要出台新规定，要求金融机构外部评级的依赖度和使用率不超过业务量的５０％，至少对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应该这样规定。同时，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还应加强内部评级能力，对信用风险做出独立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