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是实行快递实名制的第一天，多家媒体记者在亲身体验“最严快递检查制度”后，发现实名制并未得到彻底落实。与贯彻不力相对应的，则是针对“实名制”的各方质疑声音。
快递公司普遍认为，实名制的实行大大增加了他们的经营成本。这并不奇怪，因为快递实名制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作为全国范围内的寄递物流安全规范管理措施，在功能上，它必须扩展到快递系统分布的每一个角落，这怎能不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呢？如此工程又怎可能不增加运营成本呢？而在第一线作业的快递员们，实名制直接增加了他们的工作负担。尽管实名制在名义上只是给每一名快递员增加了一到两道新的工序，可一旦考虑他们每天的工作量呢？作为快递业的客户，则担心自己的信息安全受到威胁。
的确，上述各方反映的问题都是现实存在的，这些问题也都必须解决，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尚须等到一个大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市场经济讲究“利益最大化”，企业是市场的主体，追求利润、尽可能降低成本都不是问题，但利益的追逐不能成为悬置、拒绝政府安全监管的理由，也不能成为对社会缺失担当的理由。作为社会关系的主体，无论是经营者还是消费者，在实名制面前似乎都遭遇了一些疑难和矛盾，但这些矛盾都不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重要，因为后者是前者的根基和母体。
各省预计全面铺开快递实名制的时间并不统一，这反映了许多层面的问题还需要时间来慢慢消化。快递实名制的实质是要在快递产业的最前端消除安全隐患，但现阶段它仅仅通过扩大工作单元的数量和规模来进行处置，确实太过粗放。依托于互联网经济发展起来的快递业尽管在本质上也是粗放的、劳动密集型的，但这并不表示附着其上的监管系统也必须以同样的形式展开。我们在这里完全可以借助“互联网”这一巧妙的杠杆，托举起大部分的困难，让实名制从粗重的体力活，向高效的技术活华丽转型。如针对身份证等信息的实名制登记，可以将登记的主体从快递工作人员转为客户，即鼓励客户通过互联网端口预约快递订单，同时进行私人身份信息采集。在实际工作中，快递员对假冒的身份证信息仅凭肉眼很难辨明真伪，如果借助互联网，将信息审核的工作转接到公安机关的专门系统上，这些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并且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网络平台已经对私密信息采集完毕，在快递单上就无需再印刷这些信息，这就很好地消除了客户的顾忌，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同样，对快递物品进行人工识别，虽然令人安心，但很多危险物品，可能被犯罪分子隐藏得相当隐蔽，肉眼看到的“真实”往往不是“事实”。如果在检测环节，通过增加不同检测仪的检测工序和角度，既释放了部分人力，实质上也在更高的“质”上确保了安全。
无论在多大程度上采用新的信息技术或电子技术，因实行实名制而增加的各项成本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每一位公民都必须认识到此举之必要。人民的安全重于泰山。认为政府因实行新的监管政策而影响经济发展，这种观点，不仅短视、狭隘，而且本末倒置。难道我们不能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现在的变化？即难道快递业不是一直在未支付足够的安全监管成本的情况下得到“畸快”的发展吗？此前的一系列快递爆炸案件难道不是钻了快递运输链上安全监管缺位的漏洞才铤而走险吗？我们不能让悲剧继续发生。自然，社会安全管理的成本需要公正地均摊，将责任系于倒金字塔尖端的任何一方，都不明智。但经济的发展是“为人”的，而非让人彻底地物化。让经济发展逞一时之快，凌驾于人民群众的安全之上，这是中了商品拜物教的毒，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