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育林：高性能计算机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是，衡量计算机是否先进的指标不光是速度，还包含能耗、互联通信、稳定性、可靠性等。
记者：与国际上其它千万亿次计算机相比，“天河一号”采用了什么新技术？
张育林：最突出的例子是把Ｃｐｕ和Ｇｐｕ结合的技术。Ｇｐｕ是用来读取图形和视频的，能不能用来计算？有人认为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上做出来的东西不行，通常只能发挥出Ｇｐｕ２０％的计算水平。但我们这次把Ｇｐｕ的效率提高到了７０％，连生产Ｇｐｕ的国外厂家都很受鼓舞，要求与我们联合开展研究。我们走了一条世界上全新的技术路子，把理论上成立但实际上走不通的路子走通了。
记者：从“银河一号”到“天河一号”，创新一直是我们技术进步的动力。
张育林：对。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在于掌握一批核心技术，这也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自主创新要求我们保持开放的心态。“银河一号”起步时，我们的自主创新探索是国外封锁的环境下开始的。但，改革开放３０年以来的实践证明，没有开放就没有今天中国的科技发展。自主创新与国家产业升级一样，离不开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
记者：将来投入使用的“天河一号”，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吗？
张育林：现在你看到的是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的基本型。将来，机器可以根据用户需要进行增减，相当于你买汽车，可以选择豪华配置或基本配置。
“超级计算机服务于大系统、大工程、大科学”
记者：超级计算机为什么被称为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
张育林：超级计算机代表了当代信息技术的最高水平，也是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是服务于大系统、大工程、大科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比如我们的“银河一号”，就在石油勘探、气象预报、航天器设计上起到了支撑作用。你想想，设计火箭总不能在笔记本电脑上进行吧？中国动漫水平差，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与超级计算机结合。
记者：所以，发展超级计算机是基于国家的整体需求。
张育林：国防科技大学能够一直站在科技前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始终立足国家需求、瞄准国家目标。在当时那个时期，银河系列计算机代表了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这一次，天河计算机同样是作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进行开发的，投入使用后要支撑国家信息网格。
记者：就单个产业而言，像您提到的中国动漫产业，有需求，也有平台，为什么没有利用超级计算机呢？
张育林：这和产业发展阶段有关。我国的很多产业还没到达到与最新技术结合的水平。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地政府推动产业升级，我想，各行业对高性能计算机的需求会迎来一个高峰。
记者：技术创新的最大驱动力是来自应用吗？
张育林：应用提供需求，但基础学科的发展才是最根本的驱动力。核心关键技术往往属于基础学科，需要长期的技术和人才积累，难以在一朝一夕完成跨越。目前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基础学科的投入仍然不够，同时社会上存在浮躁情绪，愿意卖高尔夫球杆但不愿意做球杆上的碳纤维，愿意卖电脑但不愿意做ｃｐｕ。所以，我们在做大系统的同时，要站在科技最前沿加强基础科学。
今年，国防科技大学成立了化学与生物系，要求本科生全部要学生物，同时把生命科学、认知科学、信息科学、纳米科学等进一步交叉。只有在基础学科上突破，才能掌握关键技术，也才能自主创新。目前的基础研究可能看不到具体用处，但未来必有巨大价值。
“技术本身没有军用和民用之分”
记者：我们注意到，“天河一号”的技术攻关仅用了两年，全面工程研制也只有几个月。您认为工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张育林：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走了一条军民结合的发展道路。这个项目是我们与天津滨海新区合作完成的。国家的需求和经济发展支撑，给我们的关键技术提供了转化为现实成果的机遇。可以说，我们的科技创新在民用中找到了更广阔的空间。
实际上不光是计算机领域。国防科大拥有完全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磁悬浮技术，也许中国人很快就会用这项技术到全世界建磁悬浮列车。我们还跟一汽合作开发了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实验中，改装的一辆红旗轿车在高速公路上完全融入交通，可以超车可以变道，最高时速达到１７０公里。德国奔驰公司非常关注我们的这项技术。
这些技术不仅能够满足民用需求，更重要的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会催生一大批关键技术。
记者：军用技术的民用化是否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张育林：技术本身没有军用和民用之分，我们的科技创新都是以强军兴国为目标的。只有自觉融入国家的创新体系，才能既促进军队信息化建设的水平，又对国家经济建设做出贡献。
记者：大学在技术成果的产业化中应扮演什么角色？
张育林：产业化是需要培育市场的，涉及到的不仅是技术，还有经济、文化上的特性。我不主张学校搞产业化，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突破关键技术，主要角色是提供技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