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去世后，王家的排场就没那么大了，王庭栋父母遣散了多余的佣人，把法藏寺下面的商铺卖掉，把景安里其他六栋房子出租，“每季度能收900块银元的房租，每栋房子每月租金大概40到50块钱。”这是一笔大数目，当时的一石米才两块钱。以20多石米的价格租房子，当时只有极少数人租得起。
一开始石库门里的阶层是很分明的，王家属大房东，还有一些中产阶级的银行职员、律师、教师构成的二房东，再后来转租给市民阶层的三房客。等到解放后一栋房子被分租成五六家，里面的人就更杂了，妈妈不让王庭栋他们出去玩，“家里有家庭教师和奶妈。如果出去和弄堂里其他小孩玩，吵架了，妈妈就打我，‘谁让你出去了’！”
18号的三层解放后也住进了一户人家，后来这房间就要不回来了。“两家的关系一直很僵”。后来他们再不愿把房子出租，现在的房产证上写了他们五兄妹的名字，算是共同财产。兄妹们后来都搬出去住了，只有王庭栋还守着老房子。他一再叮嘱本刊记者寄报道给他，“我要给在外地的兄妹们看，他们肯定会高兴。”作为长孙，他觉得这是件光宗耀祖的事。
变异的市民空间
王家这种保留至今的独院式石库门居住几乎是孤本了。朱大可总结过石库门的发展简史：它的居住模式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的殷富移民的独院式居住、中期的租赁居住，和晚期的高密度杂居。
1930年前后，随着新式里弄和花园洋房的大量建设，石库门里弄演变为平民阶层竞逐的对象。在夏衍1937年的剧作《上海屋檐下》中，石库门人家的所谓体面已经名存实亡，虽然他们彼此仍以先生、太太相称，但是“赵太太”(丈夫是小学教员)已没有存钱的奢望，只求不背债就谢天谢地了。石库门里已没有那种家给人足、享受都市生活的气氛，而是每况愈下，无力挽回。
“抗战开始，包括石库门在内的将传统价值观熔于现代文明的新思想戛然而止了。”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研究员张雪敏教授告诉本刊记者，“各地来的移民将生活习俗在石库门里荟萃了，博采众长，熔于一炉，但还未凝炼出一种新民俗，未形成一种信仰。这也是上海石库门与福建土楼、广州开平碉楼的差距”。这种“唯一性”的缺失也让石库门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波三折，其中一位参与者对记者说，“一开始的申报方向是文化习俗，我们的计划雄心勃勃，要抽样调查1000人，按不同地域的移民来分类。后来发现是不可能的，石库门里五方杂处、三教九流，无法提炼。”后来在一位“申遗”专家的指点下，他们转而申报营造技艺，“石库门的营造脉络已经半脱离的传统民居的体系，形成了结合房地产开发、匠帮和营造厂、中西合璧的营造技艺”。
最底层的石库门生活也有着特有的时间序列。上海作家淳子曾这样描述：“老式石库门弄堂的清晨往往是这样开始的：天还未亮，一声粗犷厚实的‘拎出来哦……’把一条弄堂就叫醒了。那种红漆描金的马桶，结婚的时候，是一件很重要的嫁妆。还有一首老电影歌曲，是金嗓子周旋唱的：‘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随着它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粪车、马桶、经周旋一唱，谁也不觉得肮脏。”之后，上海人早餐“四大金刚”摆上了桌子：大饼油条、豆浆粢饭，泡饭。上班的人上班走了，弄堂里依然热闹：后门口厨房间特有的烟火气，天井里、小竹椅上读报纸的老人，水龙头上家长里短的中年妇女，收音机里，高一声低一声的评弹或者越剧，路过的人，随便听了一句，哼着，走远了。守夜人出来，石库门才逐渐沉寂下来。
淳子儿时经常去的一条弄堂，是陕西路上的步高里。步高里是旧式石库门里弄住宅，由法商设计并建于1930年，共有砖木结构三层楼房79幢。步高里最大的特点便是弄口中国式的牌楼，上面有中文“步高里”、法文“CITEBOURGOGNE”以及“1930”字样。1989年，步高里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菜场、米店、酱油店、修鞋摊、坐堂的中医、牙医、宁波裁缝铺……这些店铺将步高里和外部城市空间结合起来，是石库门的公共空间。总弄，对于城市来说是弄内空间，对于弄堂居民来说则是“公共广场”，小孩在这里玩耍，老人在这里聊天。进入更狭窄的支弄，陌生人便处于各家的视觉焦点之中，“你来找几号？几层？几层姓什么？”这是弄内最安全的公共空间，弄堂内浓烈邻里关系也由此产生。进入石库门，则完全进入了各家的私密空间。
杨启时住在步高里19号，他家厨房里盘着9根煤气管道，9个灯泡，意味着这栋房子里住着9户人家。“步高里一般住四、五户人家，我们这房子靠主弄，多两个厢房，住得人也多。”杨启时住二楼30多平米的一间，“一楼走7级是二楼的亭子间；再走7级是二楼房间；再7级，三楼亭子间；再走13级，是晒台。每一点空间都没浪费”。
“过去，屋顶上是没有‘老虎窗’的；后来人口密集了，有人就开始搭建阁楼，开‘老虎天窗’。有点经济实力的甚至拆顶加层，就是上海人所说的‘假三层’。”杨启时告诉本刊记者。
在上海的石库门弄堂里，步高里算是规模较大、质量比较好的，一栋栋刚修复出来的红砖房像兵营一样罗列整齐。去年，步高里作为卢湾区试点，刚改造了外墙修缮和卫生间，花费700万元，其中，每户居民出资100元，市文管会奖励资助了100万元，其他都由区政府承担。这马桶是改良过的，“排污管借用了废弃的烟囱通道，埋在墙内。地下的化粪池，也不会影响其他管道”。
装了马桶的步高里居民们仍有意见，“装一个马桶要占用1平方米面积啊”。而且因为要走管道，“只有楼下和楼上的南北立面房间的居民可以装，楼上中间户没法装”。
改造后的步高里显露出石库门建成之初的精美外观，但内部空间变动不大。政府花钱改造也意味着要将步高里这种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72家房客”、“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窘迫生活固化下来，在里面住了一辈子的居民们隐约觉得失望。刚从上海市规划局副局长岗位回到同济大学任副校长的伍江告诉本刊记者，这种做法仍有局限性，“里面都是已经破坏了的，只是留了外面的壳。这种内部应该被固化下来吗？”